A Single Tear

上周终于还是熬不住，进了医院。

花钱躺在床上让医生无情及凶狠地在我的腰上和臀部上揉着，一脑袋汗，嘴里还得拼命叫着好。就这么极其自愿地被虐，屁颠颠地去了五天。

今天上MSN，看到毒药给我的一个留言，她说推荐你看下《a single tear》。

顿时好几个词跳跃到脑海里，文革，巫宁坤，真相，坚持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

巫宁坤这个名字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大概很陌生；对我来说，却是如雷贯耳。他翻译的英国诗人狄伦•托马斯的几首诗，也给人带来极大的震撼；他还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那本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和另一些美国文学名著的译者。这位译者，就像某一类优秀作家，品质极佳而少为人知，却在一些读者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   
不过，相对于他的回忆录《一滴泪》带给我的震撼，巫宁坤的翻译成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。《一滴泪》原名A Single Tear，1993年在美国出版。我最初读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是在先锋书店工作。那时看过的知识分子写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“文革”期间的遭遇的文章和著作，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是的，关于苦难的描述，也会变得絮絮叨叨，令人厌倦，如果你没有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文字。哪怕是巴金的《随想录》，也不能怎样打动我。虽然读各种有关苦难的描写，但总无法唤起与受害者相同的经验。它们仿佛留下很多空白，需要读者“填充”。这里涉及一个问题，也即如何使未曾亲身体验过那些遭遇的同代人（例如香港、常拉家常和海外同胞）和后代（如我辈，以及更年轻的一代）装上一对眼睛，如临其境地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令人珍视，正是因为她为我们打开一只眼睛。但只是一只而已。这本小杰作，文学价值高得使读者不能不“激赏”甚至“品位”起那些克制、清新的文字。季羡林的《牛棚杂忆》也是谈论的人比较多一本书，也只为读者打开了半只眼睛——季先生虽然年事已高，但字行间仍然透出一些火气，某种情绪化的东西还是把读者的另半只眼睛给遮蔽了。   
以上关于这两本小书的印象，乃是相对于巫宁坤的《一滴泪》而言。巫宁坤给了读者一对活生生的眼睛，不仅因为这本回忆录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，而且因为杨先生和季先生受苦的幅度、深度和时间跨度，都远远不及巫宁坤。可以说，巫宁坤一家人的遭遇，完完整整地呈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从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的全幅图景。当我第一次读罢这本书，我意识到自己思想上发生深刻的转变，它使我清醒起来！此后，每当我看见任何试图为“文革”或为那几十年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辩护的文字，我都会十分警惕，因为巫宁坤这本书所描绘的事件立即就会浮上脑海；每当我看到其他人或吞吞吐吐、或振振有词地谈论那段历史，我也会十分冷静，因为巫宁坤这本书已成为一个标准与尺度；同样地，每当我想起诸如巴金老人念念不忘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事情，我会十分认同，因为巫宁坤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基础。   
由于那是一本英文书，且不是流行书，所以我这次阅读体验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，几乎从未跟人提到过。我只是暗暗可惜，可惜这么一本大杰作，竟没有一个中文版，尽管已有日文、韩文和瑞典文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巫宁坤想亲自把它译成中文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远景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了。我觉得，巫宁坤的选择是对的：以自己优秀的文字写自己最刻骨铭心的经历，给读者留下同样刻骨铭心的印象，一读再读而不多。说真的，我此刻还有再读的冲动。另一个冲动是，拿中英文版对照看一遍，揣摸翻译技巧。

巫宁坤出身于现已成传奇的西南联大，他的老师同学们包括沈从文、卞之琳、穆旦（查良铮）、汪曾祺等。1943年，他23岁，赴美国担任一批到美国受训的中国空军机师的翻译员，五年后入读芝加哥大学（穆旦也在这里），其博士论文是艾略特的批评传统。但是，1951年，他还未拿到博士学位，便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，邀请他去该校西语系任教，接替一位美籍教授。巫宁坤像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，是爱国者，读左翼书刊，希望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。他在常拉家常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姐姐对他提出严重警告，他们把**比作“洪水猛兽”，但阻止不了他的热情。李政道来给他送行，他愣头愣脑地问李政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？”李政道笑笑，答道：“我不愿让人洗脑子。”   
洗脑工作很快就开始。西语系的主任是赵萝蕤，她很早就译了艾略特的《荒原》，她的丈夫是新月派诗人陈梦家，他们楼下住的是正在翻译但丁《神曲》的诗人吴兴华。有一天，广播大喇叭传来通知，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课间操。陈梦家一听就火了：“这是‘一九八四’来了，这么快！”（陈梦家后来自杀，赵萝蕤则精神分裂。）巫宁坤发现，教书须用马列主义观点，但他课余则跟找上门来的学生谈论《正午的黑暗》和《一九八四》。“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，跟学生谈话要小心，我还是无拘无束地跟他们交往，怎么想就怎么说，因为我还没学会说假话，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。”但是，看到人人要穿灰布的中山装、喊同样的口号、重复同样的套语、绝对服从组织，“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”。接着，“三反”运动来了，燕京成了“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”，中共北京市委派“工作组”进驻燕园，首当其冲者是校长和教授。吴兴华是积极分子，在批判陆校长的全校大会上更“大义凛然”揭露陆校长。吴是陆最器重的学者，又是玩桥牌的忘年交，但这位温文尔雅的大才子一反常态，在全校师生面前，“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，而且讽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。”但是，相对而言，吴兴华还不算什么（一如可以预料的，他后来也成为批斗对象，并在烈日下劳动，太口渴，喝了脏水后暴毙），因为陆志韦的女儿也“大义灭亲”，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。不过，也有人间温暖的一幕：工作组三番五次动员陆家年近六旬的女仆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“残酷剥削”，老婆婆被逼急了，操起厨刀就抹脖子，差点闹出人命。类似的场景巫宁坤本人也将频频经历：自己不会讲假话而后患无穷，常遭某些一反常态的同事和学生的揭发批判，也总能遇到一些好人（包括狱卒、红卫兵、**官员）。所幸的是，他的亲人不仅从来没有出卖他，而且支持、支撑他活下去，妻子李怡楷更在最危急的关头把丈夫从鬼门关救回来。   
很快，他也要写交代材料，旋即被历史系翦伯赞约见：“找你来有点公事，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。你交待了本人历史的轮廓，看你年纪不大，生活经历可不简单。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，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，特别是重大的遗漏……”（同样可以预料的，翦伯赞后来也成为批斗对象，并与妻子双双自杀。）   
以上只是巫宁坤的苦难戏剧的开场白。接着他受尽折磨，包括开除公职，被软禁在家，被送去北大荒劳改，再被转移到天津与唐山之间的一个农场、“文革”期间蹲“牛棚”、再被流放到农村。在农场他差点丧命，如不是李怡楷奋不顾身，施展一个救夫计划，他早就饿死了。他们吃些什么？   
有一天，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大白菜，装上卡车运往北京。每一棵大白菜都装车之后，值日队长教我们把掉在菜田里的菜帮子都捡起来。我怯生生地问他：“干什么用？”他答道：“你们明天的伙食、”于是我们把菜帮子都捡起，装进箩筐，准备送往伙房。队长喊道：“回来。你们为什么没把干菜叶捡起来？”我感到莫名其妙，又问他：“干什么用？”队长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你们春天吃。”   
这正是大跃进时期。中国当时的情况怎样？劳改犯的处境可见一斑。根据新规定，当局准许家属和亲戚送来食品，劳改犯也可以写信要求家人送来食品。也就是说，情况已恶化到连吃最差劲食物的劳改犯都养不起。巫宁坤严重浮肿，他写信让李怡楷在天津的四哥送食物来。四哥把一些食品交给巫宁坤之后，令人惨不忍睹的一幕拉开了：   
“你口袋里揣着什么？”我又问他。   
“只有两个窝头。”他说。   
“交给我，快！”我命令他。   
“这是我的午饭，”他央求道。“你回家再吃。马上交出来！”   
我不容分说地从他口袋里强夺了两个金黄的窝头。可怜的四哥，好心没好报，辛苦了一天，他还得步行十几里崎岖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车站，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车回家。   
1979年，巫宁坤才调回北京的原单位。他在冯至主持的一次外国文学回忆上，听到一位教条主义者的发言之后，禁不住驳斥一番，引起轰动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去拜访卞之琳，卞之琳见面就说：“你在成都又放炮了。副所长回来跟我说，宁坤的思想真解放。我一听就明白你又惹事了。你吃过那么多苦头，怎么依旧这么天真？我要是你，我就会珍惜我的改正（即彻底平反），专心搞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。”不用说，如果再来一次运动，巫宁坤肯定又要挨斗。他从报纸上得知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北京讲学，便去跟李政道见面。“我脑子里突发奇想：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，结果会怎样呢？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。